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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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伟的雪山巍然屹立，雅鲁藏布江奔流不息，明珠般的湖泊星罗棋布，金碧辉煌的喇嘛寺错落山间；信徒们虔诚地游方神山、圣湖，牧民们放牧着成群的牛羊……似乎这就是很多世人心目中的西藏：一幅绚丽多彩的美丽画卷，迷人的世外桃源和人间乐土，神秘的"香巴拉"。
2008年3月14 日，被誉为 "日光城"的西藏首府拉萨上空乌云密布，一时间"佛地"遍是血腥狼藉；其后的暴力活动波及甘肃、青海、四川等省的藏族居住区；中国驻外使领馆也受到冲击，正在世界各地进行的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活动又受到干扰……诸多的动荡与动乱，让人们不禁想到十四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以下简称达赖喇嘛）和以他为首的境外"藏独"分子。多年来，达赖喇嘛一直脱离故土，流亡异域，又不时以其独特的身份发表种种言论，或往返一些国家"讲经"、"论道"，会见政要，由此使达赖喇嘛成为国际社会长期瞩目的焦点人物；境外不少关注却从未到过西藏的世人，也往往以达赖喇嘛及其言论作为了解神秘的"香巴拉"的途径。西藏——人们梦境中的"香巴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达赖喇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要想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疆域和边疆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说起。
近代之前，自秦汉统一中国以来至18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相延了2000年。其间，中国的历史疆域和边疆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可以分为形成、奠定、发展三个历史阶段，至18世纪中期最终确立。 形成期始于早期国家夏朝，统治者所能管控的范围以黄河下游为主，此后逐渐拓展扩大，整个先秦时期都可以视为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期。《诗•大雅•江汉》"式辟四方，彻我疆土"，是中国历史疆域形成时的写照。
奠定期始于秦统一中国而止于西汉后期，公元前53年（汉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归附于汉朝，中国南北（包括西域）统一，至此，中国历史疆域基本奠定。
此后中国历史疆域进入发展期，直到18世纪中期，除元朝统一西藏、将其纳入中原中央王朝的统辖下外，历代王朝的中国历史疆域是在一个大致的范围内，依国势的消长和内部政治局势的变化而有伸缩。 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疆域范围及治理方式，都随着国势的消长不断变化。总的来讲，中国内部统一、国势强盛时（如汉、唐、元、清），疆域的范围就大一些，治理的力度也强一些；反之，则疆域有收缩，治理也相对松弛。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中国在历史上所处的特定环境和条件，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周边没有能与中国抗衡的政治力量，由此构成了古代中华大地上相对封闭的自我发展空间。这种周边政治格局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明末清初，即17世纪初俄国越过乌拉尔山进入亚洲之前。
另外需注意的一个要点是：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以黄河、长江流域为重心，中原地区的农耕社会经济文明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并由此构成了古代中华大地上相对封闭的自我发展空间中的强大凝聚力，以及古代中国历史疆域的伸缩变化一直由中国的内部因素所主导的特点。
从政治体制上讲，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按民族学的角度细分，这个多民族国家是由占人口92%的汉民族和其他55个少数民族共同构成的。根据费孝通教授于1988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大致而言，"多元"是指中华各民族各有其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也各具特点；"一体"是指中华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中华民族在整体上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各民族有着共同的历史经验及国家归属，相互依赖而不可分割，呈现出"多元中包含着一体性，一体中容纳着多元性"的格局，并在体制上构成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同步的政治进程。
今天中华民族所包含的各个民族，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阶段，都作出过自己的历史贡献。早在远古时代，地处我国西南边疆的西藏地区与中原地区，以及居住在西南边疆的藏族先民与生活在中原大地上的汉族先民，就在血缘和文化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历史的发展，公元7世纪初，西藏的吐蕃王朝与中原唐王朝通过王室间的联姻、会盟，在政治上形成了结盟友好的亲谊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了相互交流与吸纳的密切联系，为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最终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823年的"唐蕃会盟碑"依然矗立在拉萨的大昭寺前，见证了唐蕃"社稷如一"、多元一体的中华各民族并存共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千载沧桑的历程； 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原元朝版图，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边疆行政区域。元朝之后，尽管经历了明朝、清朝、中华民国等政权的更替，西藏地区则一直是中国西南边疆的一个行政区域，处在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1年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1959年，在平定少数上层封建农奴主武装叛乱的同时，在当地推行了当代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奴制改革，百万农奴翻身当家做主；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区。
在今天的西藏地区，佛教在公元10世纪以后逐渐形成了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论等多种教派，各教派内部又有一些小的分支派别。它们都是今天所说的"藏传佛教"的不同教派，当时它们往往与割据各地的世俗封建势力结合，形成对当地政治社会和僧俗民众的掌控。现今的达赖喇嘛以及他所依托的法定"达赖喇嘛"转世系统，就是在雪域高原历经沧桑，在各种政治势力、宗教派系沉浮兴衰的过程中，在元朝以来历代中央政权对西藏地区治理的不断深化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经明清两朝，最终确立了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灵童转世与册封确立的制度；同时，经中央确定并委任的"达赖喇嘛"，被赋予了管理西藏地方世俗政务的责任；其演变的历史构成了历代中央治理西藏政策的轨迹。 中央对西藏地方的册封始于元朝，世祖忽必烈曾封萨迦派领袖八思巴为帝师，此后历朝皇帝都相继传承加封该派领袖为帝师，由此形成了西藏政教合一的萨迦派地方政权。明朝建立后，则认可了帕竹噶举派在元末取代萨迦派成为西藏地方主导势力的现实，委托该派行使地方政权，并在西藏实行"多封众建"的政策，也就是把当时卫、藏、康区的各教派的首领都授予封号，分别封有：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化王、赞善王、护教王、阐教王、辅教王等八大法王；其中，大慈法王是封给格鲁派首领的。15世纪初，宗喀巴创立格鲁派（俗称黄教），明朝对此极为重视，曾两次派专使入藏礼请他入朝，宗喀巴则派弟子释迦也失晋京朝见，明成祖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明宣宗时又加封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明王朝册封对于格鲁派政教势力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达赖喇嘛"封号始于明朝，是与西藏地方的活佛转世制度并行确立的。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格鲁派的索南嘉措被拉萨哲蚌寺上层僧人迎至寺内，拥为前任座主根敦嘉措的"转世"。1578年，索南嘉措从哲蚌寺动身抵达青海，在仰华寺会见了明朝顺义王、蒙古右翼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俺答汗十分尊崇西藏佛教，赠送给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名号，这个名号是多种语言的结合：
"圣"是指超凡入圣，也就是超出尘世的意思；
"识一切"是指普遍通晓，是藏传佛教对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人的尊称；
"瓦齐尔达喇"为梵文，意思是"执金刚"，是藏传佛教对密宗方面成就最高者的尊称；
"达赖"是蒙古语，意思是"大海"；
"喇嘛"是藏语，意思是"大师"。
这些词汇合起来，就是说在显宗和密宗两方面都修行到最高成就、学问渊博如大海一样的上师。1587年，顺义王扯力克（俺答汗的孙子）又转呈明神宗，请求朝廷册封索南嘉措。次年初，神宗降旨，封"答赖"索南嘉措为"朵儿只唱"，并派人前往宣旨。"答赖"是"达赖"的另一译音；"朵儿只唱"是藏语，意思是"执金刚"，与梵文"瓦齐尔达喇"意思是一样的。这就意味着，明朝中央政府确认了"达赖"名号并正式予以册封；但是，此时的册封仅限于宗教层面。由此，索南嘉措成为第三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根敦嘉措则被追认为第一世和第二世"达赖喇嘛"。
图1：第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
图2：1653年，清朝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金印
图3：清廷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文书
1644年，清王朝建立，在统一国家和边疆的过程中，清政府陆续在西藏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地方治理的措施。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到京觐见，顺治帝承袭前朝对西藏的册封制度，正式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授予金册和刻有汉、满、藏三种文字的金印。自此，中央的确认与册封成为历世达赖喇嘛合法出任与实施权力的前提和保障。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管理，1713年，清政府又册封格鲁派的另一传承弟子五世班禅喇嘛为"班禅额尔德尼"。由此确立了有清一代中央对西藏地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并列册封的制度。1727年，清设置驻藏大臣，成为中央设在西藏地方的最高官员。1751年，清政府颁布《钦定西藏善后章程》，其中明确指令：宗教领袖七世达赖喇嘛兼掌地方事务。此后，历任达赖喇嘛对西藏地方宗教与世俗政务的管理，具有了中央授权的法律效力。在驻藏大臣的统领下，藏传佛教的格鲁派掌控了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务管理权。 按照清朝定制，历世达赖和班禅的转世、坐床，都需要得到中央的确认与册封才具有法律效力。1793年，清朝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其中明确规定：驻藏大臣负责督办西藏事务，与达赖、班禅地位平等，共同协商处理政事；西藏的对外交涉事务，统归驻藏大臣全权处理；达赖、班禅和其他大活佛的转世，由驻藏大臣监督，转世灵童的剃发、取法名、选定授戒的师傅和授经的师傅，也都必须经过驻藏大臣奏报朝廷核准。当举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坐床和亲政典礼时，中央派大员亲临监视。历世达赖和班禅代代转世至今，达赖已传承了十四世，班禅传承了十一世。
图4：乾隆皇帝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为金瓶掣签定夺转世活佛而特制的金本巴瓶
历世达赖和班禅的承袭来自转世灵童，一旦某位转世灵童被选定，便会一跃而拥有西藏政教大权，所以当乾隆皇帝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为金瓶掣签定夺转世活佛而特制的金本巴瓶地特权阶层为了掌控地方大权，在争夺其转世灵童寻访认定方面的斗争十分激烈：强势操控、金钱贿赂、结党营私、弄虚作假的行径愈演愈烈，甚至一度出现过大活佛在亲族关系中接连传袭、在同一家族或相关亲族之间连续转世，引发了地方政治与社会的严重混乱。为了彰显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权力，避免地方强势的操控，在对转世灵童认定中，清政府制定了严格的"金瓶掣签"制度。1792年清高宗（乾隆皇帝）钦定两个金瓶：一个放在北京的雍和宫，另一个放在拉萨的大昭寺，凡是在理藩院注册的蒙藏地区的藏传佛教大活佛，如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达赖、班禅等转世时，均须经"金瓶掣签"。
根据活佛转世的仪轨，这一制度的程序是：首先根据大活佛圆寂前留下的遗嘱或者暗示，结合降神得到的"神谕"、高僧占卜的结果、观湖看到的景象，确定灵童出生的大致方向、时间、家庭情况；接着，组织人秘密地往这个方向上寻访，主要是观察儿童的体相、举止言谈，结合灵童出生时所出现的各种奇异的征兆和梦，确认他是否符合灵童的要求。比如说七世达赖喇嘛出生在理塘，传说他出生三个月就开始向人做摩顶姿势，并开始说话。问他是谁，他回答说"我是佛的化身"；问他去哪儿，他回答说"去寺院"；问他寺院在何处，回答说"在西方（指拉萨）"。又如十三世达赖出生时，据说门前的几株梨树中的一棵大树开满了鲜花，他家的房顶上彩虹像支起的帐篷，寻访者认为这是灵童出现的预兆。同时，还要看儿童能否辨认出前世活佛用过之物品，看他是不是前世活佛精神的延续，能否继承前世的灵性。
根据上述仪轨，活佛圆寂后寻访找来的"灵童"很有可能不止一个，就得将寻得的若干位"灵童"的名字写在象牙签上，放置到"金瓶"里，由理藩院的尚书在雍和宫，或驻藏大臣在大昭寺，监督掣签来确定一位"灵童"。掣签选出的这位"灵童"还得报经中央政府批准确认，才具有继位的资格；再经中央册封、主持"坐床"仪式，方正式成为"转世活佛"。如果只选到一名"灵童"，也要报请中央政府，请求免予"掣签"，经批准后，才能继位坐床。清代对西藏地方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确认与册封的定制沿袭至民国，中华民国政府依照清朝旧制，分别对九世班禅、十三世达赖进行了册封，在他们圆寂后又审核、批准其转世灵童，并派大员主持坐床。现今流亡境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就是1940年由中华民国政府的主席颁令批准确认与册封的。 步入近代，中国外患不已，内乱频仍，中央政府孱弱；境外列强蚕食国家领土，扶植西藏地方上层离心势力，开始搞起了所谓"西藏独立"的分裂活动。但是，包括僧人在内的广大西藏爱国僧俗民众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国际社会对"西藏独立"也不予承认，使这一阴谋始终没能得逞，但却对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的首脑达赖喇嘛形成了严重的考验。纵观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1950年11月）以来的历史，实际上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的历史大致同步的。其中以他1959年出境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前9年和后50多年两个大的阶段。 在前一段，十四世达赖喇嘛作为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领袖人物，协助中央做了不少符合中国和西藏历史发展潮流的益事；当年他敬献给中央人民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300多件礼品，至今仍然珍藏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民族文化宫和雍和宫内，它们都在无声地述说着他拥护和支持中央政府的历史事实。
1959年3月，十四世达赖喇嘛出走，进而流亡海外至今已50多年。这一阶段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人拉着不走，鬼牵着飞跑"。他无视中央政府的坦荡诚恳态度，不顾中央政府的多方诚心劝阻，一意孤行，越陷越深，最终自绝于国家和同胞，堕落为国民共讨之的"藏独"分裂势力首领。西藏问题，是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关乎中华民族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国人与达赖喇嘛"藏独"集团的斗争，是进步与反动、统一与分裂、发展与后退的大是大非问题，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
达赖喇嘛是谁，当今国人大多已知其一二了，但达赖喇嘛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活佛是神吗？达赖喇嘛是怎样从昔日的一个青海孩童，成为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农奴制政权领袖人物的？他又是怎样步入歧途，流亡境外，制造西藏分裂，自绝于国家和同胞的？这些问题，许多人未必真正明了。通过这部著述，我们可以明确告诉读者： 达赖喇嘛是人，不是神。是曾经的世俗政治将这个青海的孩童幸运地推为藏传佛教的活佛和昔日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领袖人物的。作为活佛，他可谓学识渊博；作为领袖人物，他的言行前功后过，直至最终自绝于国家和同胞。
达赖喇嘛是一个从辉煌步入失败、从西藏地方领袖落为境外流民的政治亡人。达赖喇嘛曾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国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因此获得了曾经的辉煌和政教领袖的地位，也对国家和同胞有所贡献；而他的失败与流亡也恰恰是因为他脱离和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和同胞，站在了自己国家和同胞的对立面。
达赖喇嘛是一个脱离了国家与同胞、陷入难归迷途的僧人。历史的教训是：陷入了脱离国家与同胞的迷途将一事无成。之所以说迷途"难归"，而不是"不归"，是因为他还有能做些迷途知返的事情的"余生"。 达赖喇嘛是一个历经诸多世事变故、目睹家乡和同胞沧桑巨变的暮年老人，时已至此，回忆与思考是常有的事，也是有益的事；温故而知今，思故而求未来。
我们撰写这本并不很厚的书，是希望通过介绍十四世达赖喇嘛人生数十年的情况，帮助读者了解他本人70多年间的言行及其前后的变化，进而真正了解西藏和一个真实的现代西藏，真正了解达赖喇嘛和一个真实的达赖喇嘛。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集体合作的成果：厉声研究员策划了本书的整体框架和大纲，撰写了绪言，并给予了总体指导；孙宏年博士撰写了第二、三、六部分和结语，张永攀博士撰写了第一、四、五部分；具体统稿工作是由孙宏年博士完成的。
在本书的撰写和修改过程中，中共中央统战部斯塔副部长、安七一秘书长和西藏信息中心王丕君主任等领导都给予关心和指导，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沈开运副部长、党史研究室车明怀主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张云研究员、刘洪记研究员、杜永彬研究员、廉湘民研究员，和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孙勇研究员、倪邦贵研究员等专家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都深表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王正研究员、刘晖春研究员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邢广程研究员、李国强研究员、毕奥南研究员、李方研究员、于逢春研究员、李大龙研究员、房建昌副研究员等很多领导、同事给予了支持和帮助，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世界知识出版社高树茂社长、刘振海副社长和四川人民出版社解伟社长的大力支持，胡孝文先生和汪瀰先生为本书的编辑付出很多辛劳，而且我们还参考了国内外很多专家的相关著作，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